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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工业生产能力，不得不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下面的这篇文章希望对您有帮助。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

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

为巩固政治独立，二战后相继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都把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放在首位。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顽固地维持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并利用其掌握的技术和经济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从而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仍居于从属地位。这种依附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生产领域，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国际分工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原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个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90％以上。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等方面严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而且，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推行经济霸权主义主要工具的跨国公司，在不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同时，把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使它们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属“加工厂”和“装配厂”。过去单一型的传统分工，转变为一种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最高层，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底层。

在技术领域，西方跨国公司通过对技术研究和销售的垄断，造成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西方国家在技术转让中，不仅严格限制向发展中国家当地公司转让先进技术或关键技术，或者设置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商业惯例条款，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而且还常常索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用。据统计，在世界已注册的约500万项专利权中，发展中国家只占1％。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控制世界技术转让的80％，其中美国约占50—65％。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中的垄断地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索取300—500亿美元的购买专利权费用。

在贸易领域，西方垄断资本极力操纵国际市场，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规定种种歧视性的贸易壁垒。目前，各种名目繁多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已达1000多件。另一方面抬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严重的不等价剥削。1980年至1989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下跌33％，仅1989年就损失1065亿美元。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出口对象又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这就使它们在贸易上处于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

在国际金融领域，发展中国家不仅在货币制度上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中完全处于无权地位，而且，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国际多边机构和国际商业银行等形式，使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上处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此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银行还在发展中国家广设分支机构，力图操纵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

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量，使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贸易逆差、损失惨重。据联合国有关资料，在双方的贸易中，以1980年发展中国家单位出口价值（以美元计价）为基数，1988年下降为83，而1988年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额为6791亿美元。仅此一项，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就达1150多亿美元。从进口看，以1980年为基数，1988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单位价值指数却上升为106.2，而当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额为6391亿美元。也就是说，由于进口价格的上涨，发展中国家为此要多付出370多亿美元。两项合计，发展中国家损失了1520亿美元。

外债加重，资金倒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材料，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急剧增长。积欠的中长期外债由12年的992亿美元，增至1988年的10425亿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债12亿美元，总计123亿美元，比12年增长了11.5倍。由于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居高不下，使发展中国家为此支付的利息负担更加沉重。12年的利息支付还不足25亿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亿美元，增加了32倍多。并且从1983年起，发展中国家出现向西方发达国家严重的“资本外逃”。从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国家倒流资金930亿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达500亿美元。仅拉美国家13至1985年间就累计达1510亿美元，占同期外债增加额的40％以上。出现了“从贫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现象。

外资利润增加。如美国公司1980至1985年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利润率在20％左右。这些利润，一部分用于当地的再投资，一部分汇回本国。80年代以来，汇回本国的那部分利润早已超过这些国家新输出的资本额。

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带来的后果，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积累规模和速度，从而使它们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遭到严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将面临着许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如区域、集团化的影响；资金流入减少，资金短缺问题难以解决；外债问题严重；科技差距继续拉大；人才短缺与外流；产业结构落后；贸易条件继续恶化；人口增长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生态环境继续遭到严重破坏；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等。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激进派提出了中心——理沦。这种理论认为：（1）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中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体系，国家对中心国家具有依附性，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2）联接中心——的经济机制是不平等交换及其价值转移。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了外国国家的大量“剩余”来促进本身的发展，而外国国家却由于“剩余”的流失而造成贫困，所以，发达与不发达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两者互为因果；（3）国家的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因为它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来满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需要，它们在经济结构上不可能象独立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工业化。它们越发展，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就越深；（4）只有积极地反抗把它们（指国家）与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连结在一起的链索，它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理论的核心是以不平等交换产生价值转移来论证不发达的根源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这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论，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有助于揭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和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情绪，同时，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

但是，这种理论看不到发展中国家战后历史地位的变化和发展的内部动力，过分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的消极作用，忽视了生产领域，只是集中在交换领域，把不发达归咎于不平等交换。这种理论未能对全世界的资本积累进行动态的、辨证的分析。把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看作是“”完全依附于“中心”而不存在相互依存；这种理论在应用方面也比较薄弱，比较简单化。很少提出关于经济发展的一整套设想，而往往陷于一种简单的逻辑之中：要么切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闭关自守；要么只能处于依附地位。实际上，中心——理论是主张切断与发达国家的联系的。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这种理论缺陷的实质，就是抹杀了殖民地经济和获得独立后的民族经济之间的区别，抹杀了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对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及其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

发展中国家要彻底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必须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变世界经济中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格局，改变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改善贸易条件，实现价格指数化；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援助，增加技术转让，要保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自然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权，能对其的开发实行有效地控制；能根据主权原则限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要对现有的国际经济机构的体制和规章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无权地位，使发展中国家能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过程。为此，必须继续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

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了利用外资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一度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诸如巴西的“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等。然而，自1982年墨西哥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债本息为先导，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又相继出现了偿债困难的问题，尤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为首的拉美国家最为严重。尽管第三世界国家本身、债权国、国际金融组织、国际商业银行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危机一直未得到根除。进入90年代后，债务问题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项沉重负担。

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背景，又有现实的根源；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有内部原因的促成。

从历史上看，它是殖民主义所导致的直接恶果。长期的掠夺和剥削，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型，经济发展落后，使南北方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结构及其经济运行，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世界贸易和货币金融领域中都居于垄断地位。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尽管取得了民族独立，但仍未摆脱受剥削受掠夺的地位。

从外部环境看，7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一）遭到13、19年两次石油提价的冲击。由于油价上涨，需要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费用猛增，债务负担急剧加重。13年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经济帐户赤字只有110亿美元，14年这一赤字升到376亿美元，15年达460亿美元。仅油价上涨引起的超额支出在13年到1982年间就增加了2600亿美元，如果把支付石油进口的借款利息也计入的话，则达3350亿美元；（二）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条件日益恶化。西方发达国家为转嫁19至1982年的大危机，在加强对外倾销的同时，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世界银行认为，如果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拉美出口收入减少10％，那么该地区为此付出的代价将相当于它全部债务的年实际利息。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主要出口的原料、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增长减慢，偿债能力下降，1985年，初级产品价格已降到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自1932年以来，拉美出口商品贸易比价累计下降20％，1986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平均每年减少数十亿美元。1986年，16个重债国的外贸顺差总额至少减少了一半以上，从290亿美元降至130亿美元；（三）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主要是国际商业银行提供的。19年以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致使金融市场利率提高。如美国的利率从1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导致了债务国的债务负担加重。仅1982年巴西因实际利率提高就多付债务利息79亿美元。还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的主体是美元债务，高利率形成的美元汇率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据统计，从国际范围看，利率每上开一个百分点，债务国一年就要多付40—50亿美元的利率；（四）正在形成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圈，这些集团化经济日益表现出的排他性，不断升级的国际贸易战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对付。同时，集团内部资金对流也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巨大的债务难以偿还。

从内部因素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滞胀及经济政策、措施失当也是引起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一）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处于滞胀状态。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统计，1982至1987年，整个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5％。而通货膨胀却日益严重。1982年拉美通胀率47.5％，到1988年已高达223％；（二）对外债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控制。当70年代西方银行界大量倾销“石油美元”等过剩资本时，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以为“良机”已到，错误地借入了超出自身偿还能力的大量，尤其是大量的国际私人商业。如拉美各国70年代的外债一般只有几十亿美元，到80年代末，均已增至上千亿。与此同时，债务国又没有根据偿债额、投资额、利息支付率以及它们各自的长短限期、外汇储备情况等有关因素，对外债进行综合考虑，制定出适合国情的、科学的外债偿还战略，从而常常顾此失彼，形成借新债还旧债，借新债还旧息的局面；（三）外债资金使用不当，引进项目经济效益差，创汇率低。用外债支持的项目往往是规模庞大而又不切实际的长期建设项目，有的借款项目根本没有形成任何生产能力。如巴西70年代上马的三座核电站耗资35亿美元，至今未能发电。从而使债务国中长期外债总额的平均偿还期小于这些资金用于项目的收回期。另外有一部分外债被用于奢侈品的消费，如智利在10至18年期间，电视机的进口增加了7942％，化妆品和香水的进口增加了6500％。还有的国家外债管理人员贪污腐化，将外债资金挪作私人不动产或外国证券投资。这样，外债没有给国家整体带来生产能力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形势突变之时，难以应付而无法如期偿还债务；（四）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资金外流。主要原因是对本国经济和货币失去信心。对债务国来说，债务积累越多，债务危机就愈严重，本国资本外流就越多。本国外流资本越多，国内资金就越匮乏，因此就越需要借入外债。如此形成恶性借环。据世界银行报告，到1983年底，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三国外流资金的累计总额分别相当于外债总额的61％、44％和77%。据估计，在过去的几年中，拉美国家的外流资金仍相当于对外债务的一半。

基于以上分析，从本质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经济殖民主义政策所造成的。自1982年至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已历时10年。其外债形势有如下特点：（1）债务总额急剧膨胀，偿债能力持续下降。1982年，债务总额是8390亿美元，1989年猛增到129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6.7％。1990年又突破1341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1992将增加到13880亿美元，将比上年增长约4％。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相继出现清偿危机。自1986年以来，秘鲁、巴西、科特迪瓦、赞比亚、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先后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债利息；（2）债务危机涉及的范围广泛，出口型国家负担更为沉重。10年债务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仅14个，到1985年增加到63个，年债务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在10年时根本没有，1985年有16个，1987年达27个。到1989年底，负债超过10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达31个。债务问题几乎涉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3）债务结构显著变化，条件日益恶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债务和债权的重点分别由官方债务和债权转向私人债务和债权；二是短期债务增加。由于债务国经济形势恶化和政局不稳，债权国银行对发放长期越来越谨慎，条件日益苛刻，造成长期减少，短期增加。（4）国际债务格局呈现债务国与债权国分布集中的特征。作为债务国一方，拉美和非洲是“重灾区”。拉美国家所欠外债占1989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的34％，达4340亿美元，非洲国家同年外债总额也高达2500亿美元，约占外债总额的20％。自1982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外债的半数以上集中在17个债务负担最为沉重的国家，它们的债务总额仍在增长，当年应偿还的债务本息占出口收入的比率1988年仍为41.6％。它们的债务总额一直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半数以上。这两项指标都超过目前国际公认的25％的警戒线。在17个重债国中，其中拉美就占了12个。名列17个重债国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负债额达1213亿美元。债权国一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据世界银行统计，1985年在17个主要债务国的外债总额中，美国商业银行的债权比重为24.5％。在对中南美10个债务国发放的商业银行中，美国的商业银行占40％，日本占16％，英国占15％。因此，就发达国家而言，卷入债务问题的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这种债务与债权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只要一两个债务国拒付或无法支付，则美国的银行体系首先受到打击，然后整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经受动荡，可能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持续数年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不仅影响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恶化情况十分严重，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1）债务负担严重地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70年代，发展中国家借外债是为了发展生产，而80年代，本来可以用于发展生产的借款，不得不更多地用于还本付息。从1982年起，竟出现奇特的资金倒流现象，发展中国家不但不能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资金，自己的资金反而倒流向发达国家。1982至1987年间拉美地区资金流失额高达1456亿美元。1988年拉美地区还本付息额为260亿美元，而所得新仅60亿美元，倒流了3倍多。这种情况导致了许多债务国国内资金贫乏、生产瘫痪、金融市场动荡、货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政治动荡等一系列灾难频繁发生，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2）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对本国落后的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清偿外债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许多债务国不得不把原准备进口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外汇用来偿付债务本息，加上生产投资的压缩，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和创汇能力不断下降。同时，主要出口创汇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又太低，所以，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陷入困境；（3）债务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调整。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都确立了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发展一些新产业新项目等。但因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偿债，使得有些被迫取消或无限期延缓。所以，债务危机不仅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济增长，而且还严重地影响着它们未来的经济腾飞；（4）债务危机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削弱了自主性。沉重的债务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无力走出危机，没有发达国家的，既不能偿还旧债的本息，也无法发展生产，甚至不能维持生存。这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抗衡发达国家转嫁危机能力削弱，而且，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重新落入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剥削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控制的国际货市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乘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急需资金之时，以“意向书”的形式向受援国提出种种先决条件，左右受援国的经济政策。正如阿根廷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所指出：“外债对主权和我们人民的自决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调整经济结构及发展战略，如降低发展速度，减少借债；扩大出口和压缩进口，以外贸出口提高偿债能力；实行紧缩性的财政及外债外汇管制制度；等。上述措施使债务国家在80年代后期的财政赤字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偿债能力有所提高。但是，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严重的负作用，导致了生产性投资衰退、对外贸易的畸形发展和国内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它不仅威胁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影响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使西方国家丧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场。因此，为防止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和维护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先后取和实施了一系列所谓“救援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政策。相继抛出了“宫泽”、“密特朗”、“贝克”，但皆以失败而告终。1989年3月，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其中心内容是：鼓励商业银行取消债务国部分债务；要求国际金融机构继续向债务国提供新，以促进债务国经济发展；提高还债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把解决外债的重点放在债务本息的减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上。这一改变了美国过去坚持逼债的僵硬立场，意味着美国的债务政策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严峻的现实迫使美国开始承认减免债务是解决债务问题必由之路。尽管这一有可能导致民间银行削减，而且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尚属疑问，但比过去向前走了一步，给缓解债务危机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但也应该看到，美国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目前，减兔发展中国家债务的措施，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债务资本化。外国债权银行将自己帐面债务形式折价出售，债券购买者买下债权后，通过当地银行贴现转换成债务国的货币再进行投资。对于债权者的有利之处是：找到了按票面价值运用其的办法。对债务者的有利之处是：顺利清偿了部分债务，减少了债务负担。据统计，1988年上半年发展中国家资本化了的债务就达88亿美元。但是，债务资本化有两个不可忽视的负效应：一是加剧了债务国的通货膨胀；二是加强了外国投资者对债务国经济的控制。（2）现金回购，一国按一定折扣以现金购回它的债务。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维亚的债务回购。玻利维亚于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购回它的商业银行债务的40％（合3．35亿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类似安排。目前，由于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严重不足，这种方式不可能广泛适用。（3）减少债务偿还额。无条件地取消发展中国家所欠的债务基金，并降低利率。这种做法目前已越来越多地被债权国所用。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本身，要摆脱外债的沉重负担，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取具体措施来扭转被动局面，应力图做到：（1）继续调整改革国内经济结构，大力推行出口促进战略，通过扩大出口来克服债务危机，进而把出口的盈余用于经济发展；谋求外资来源多样化，保持经济发展与偿债能力呈正比关系；从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创造条件提高外资使用效率，促进国内储蓄的提高；（2）发展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领域增强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力量，改善国际贸易条件，改善借债与还债的条件；（3）开展南北对话，积极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组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跨国公司，组建自己的区域性金融机构，通过南南合作促进债务问题的解决。

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有所缓解如1991年拉国家的外债比上年减少2.1％。但也应该看到，长期形成的全球性债务问题要在短期内得到彻底解决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债务问题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负担。然而只要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同时努力，摆脱债务困境仍是充满希望的。